第八十七章新的战场
抗战初期,由于民族意识浓厚,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,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完全是一致的。大家一致服从中央,全力抗战。如果国民党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,大公无私,一视同仁,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,则经过八年的抗战,这数百万人有可能熔于一炉,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,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,当然也就无法达成理想。
令人不忿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“中央系”和所谓“杂牌”。在武器、弹药、被服、粮饷各方面,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,杂牌军则被克扣。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,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,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。又如川军开到徐州,竭力请求补充,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,这“杯水车薪”,何济于事?
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,并肩作战的友军,有的食丰履厚,武器粮良,气焰凌人,有的却面有饥色,器械窳劣。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,又岂可得呢?
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,则更是历数不尽。就以“中央军”而言,上上下下都是具有“通天”本领的“天子门生”。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,将帅不和,上下倾轧,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。但是犯起法来,大家都是黄埔同学,又官官相卫,蒙蔽最高当局。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,狼狈为奸,尽管罪无可逭,也可逍遥法外。
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,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,也就竭力自救。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,平时克扣粮饷,战时不予补充,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,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,空出的番号,便可以由“嫡系”补充了。
而所谓的杂牌部队,其中也分等级,堪称怪事中的怪事。例如广西部队,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,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。再者,朝中有人好做官,桂系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,兼军训部部长,在外有李宗仁任战区司令长官,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。
至于其他部队,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,虽然也是“杂牌”,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,蒋先生的同乡,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。最惨的,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,例如庞炳勋、高树勋、孙殿英一干人了,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、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、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、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,以及川、滇、黔、陕、甘等省的军队。
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。粮饷既缺,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。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,对部队的一言一行,有时甚至无中生有,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。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,目无余子。
中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,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,军队便是他们的家。中国并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,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。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,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。平时在前线,怕敌人攻击,怕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图存之不暇,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?狡猾一点的,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以便可得到补充,然后利用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,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。
山东,东临黄海、渤海,西靠中原腹地,南接江淮地区,北依平津一线,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,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尽管与华北形势有很大区别,但日军、伪军、国民党军队、八路军和地方武装,多种势力混在一起,其复杂程度也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即便从国民党军来说,山东有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军队,有苏鲁战区司令于成忠的东北军,有为了监视东北军而派来的军统干将周复及为他专门配备的武装,还有原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旧部山东第三区保安司令张里元的队伍,另外还有为数众多接受国民党政府委任状的地主武装,他们的人数少则三、五十,多则成百上千,队伍规模不论大小,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。其中有坚决抗日的,有占地称王的,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。
如此乱纷纷的局面下,黄历率领的小分队进入山东,与前来接应的张渊的队伍会合,宛如一颗石子扔进了大海,连朵小浪花都没有激起。
昆仑山地处山东半岛东端,在烟台、威海两地交接处,山势绵延磅礴、峰峦叠翠,奇峰异石、森林茂密,古木参天,多有清泉飞瀑。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蓬莱、瀛州、方丈三座仙山都是由昆仑山衍生而来的。
赏山花烂漫,观清泉瀑布,吃山珍野味,寻道教文化……如果仅仅是旅游,在这颗镶嵌在胶东大地的璀璨的绿色明珠里当然可以尽情享受,但现在不是和平年代,即便暂时陶醉于这秀美景色,也会很快转入正轨。
对于张渊来说,黄历的到来令他很高兴,他是一个爽朗直率的山东汉子,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,没有政客那般狡猾和多疑的心思。虽然黄历带来的人不多,但他第一眼看到这支队伍时,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,这让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,才找到了答案。
杀气和自信,这是黄历的小分队具有的最大特点,与鬼子的几番战斗,既提高了战士们的素质,又增强了他们了信心。特别是有黄历这样的指挥官,崇拜和信赖让他们的精神状态也不同于其他部队。
既经受过特种训练,又具有实战经验,这样的队伍目前在中国恐怕也只有两支,黄历所率领的和留在华北的余成志的小分队。。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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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人不忿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“中央系”和所谓“杂牌”。在武器、弹药、被服、粮饷各方面,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,杂牌军则被克扣。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,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,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。又如川军开到徐州,竭力请求补充,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,这“杯水车薪”,何济于事?
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,并肩作战的友军,有的食丰履厚,武器粮良,气焰凌人,有的却面有饥色,器械窳劣。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,又岂可得呢?
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,则更是历数不尽。就以“中央军”而言,上上下下都是具有“通天”本领的“天子门生”。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,将帅不和,上下倾轧,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。但是犯起法来,大家都是黄埔同学,又官官相卫,蒙蔽最高当局。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,狼狈为奸,尽管罪无可逭,也可逍遥法外。
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,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,也就竭力自救。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,平时克扣粮饷,战时不予补充,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,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,空出的番号,便可以由“嫡系”补充了。
而所谓的杂牌部队,其中也分等级,堪称怪事中的怪事。例如广西部队,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,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。再者,朝中有人好做官,桂系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,兼军训部部长,在外有李宗仁任战区司令长官,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。
至于其他部队,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,虽然也是“杂牌”,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,蒋先生的同乡,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。最惨的,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,例如庞炳勋、高树勋、孙殿英一干人了,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、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、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、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,以及川、滇、黔、陕、甘等省的军队。
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。粮饷既缺,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。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,对部队的一言一行,有时甚至无中生有,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。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,目无余子。
中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,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,军队便是他们的家。中国并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,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。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,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。平时在前线,怕敌人攻击,怕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图存之不暇,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?狡猾一点的,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以便可得到补充,然后利用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,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。
山东,东临黄海、渤海,西靠中原腹地,南接江淮地区,北依平津一线,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,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尽管与华北形势有很大区别,但日军、伪军、国民党军队、八路军和地方武装,多种势力混在一起,其复杂程度也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即便从国民党军来说,山东有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军队,有苏鲁战区司令于成忠的东北军,有为了监视东北军而派来的军统干将周复及为他专门配备的武装,还有原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旧部山东第三区保安司令张里元的队伍,另外还有为数众多接受国民党政府委任状的地主武装,他们的人数少则三、五十,多则成百上千,队伍规模不论大小,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。其中有坚决抗日的,有占地称王的,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。
如此乱纷纷的局面下,黄历率领的小分队进入山东,与前来接应的张渊的队伍会合,宛如一颗石子扔进了大海,连朵小浪花都没有激起。
昆仑山地处山东半岛东端,在烟台、威海两地交接处,山势绵延磅礴、峰峦叠翠,奇峰异石、森林茂密,古木参天,多有清泉飞瀑。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蓬莱、瀛州、方丈三座仙山都是由昆仑山衍生而来的。
赏山花烂漫,观清泉瀑布,吃山珍野味,寻道教文化……如果仅仅是旅游,在这颗镶嵌在胶东大地的璀璨的绿色明珠里当然可以尽情享受,但现在不是和平年代,即便暂时陶醉于这秀美景色,也会很快转入正轨。
对于张渊来说,黄历的到来令他很高兴,他是一个爽朗直率的山东汉子,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,没有政客那般狡猾和多疑的心思。虽然黄历带来的人不多,但他第一眼看到这支队伍时,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,这让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,才找到了答案。
杀气和自信,这是黄历的小分队具有的最大特点,与鬼子的几番战斗,既提高了战士们的素质,又增强了他们了信心。特别是有黄历这样的指挥官,崇拜和信赖让他们的精神状态也不同于其他部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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